2025年至2026年,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的执法密度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海关总署公开的出口管制类行政处罚决定从2024年的91起升至2025年的317起,两用物项占比八成以上;2026年上半年已公布至少373份,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同期,上海、深圳、广州三地法院集中宣判了数起两用物项走私重刑案,主犯最高获刑十七年,单位最高罚金八百万元,“双罚、失信惩戒与资质吊销”开始作为组合措施出现。这些数字意味着,过去被不少外贸从业者视为“行政罚款了事”的无证出口行为,正在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的罪名进入刑事程序,量刑起点和辩护逻辑都发生了实质位移。
问:两用物项走私案件,用普通走私普通货物的辩护思路为什么常常失效?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核心是偷逃税额,辩护的发力点集中在税款计核、成交价格、税率适用和原产地规则上。两用物项走私则不同:它的入罪基础不在“偷逃了多少税”,而在“物项本身是否属于国家管制或禁止出口的范围”。《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评价的是物项属性与许可状态,而非关税损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14〕10号第二十一条将“无证出口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物品”等同评价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这一拟制条款使“没有许可证”本身成为刑事风险的起点。2024年12月《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生效后,上海法院在常某案中首次径直将“无证出口管制物项”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制对象,案涉镓、锗、锑等金属锭及化合物325余吨,案值1.46亿余元,主犯数罪并罚获刑十七年。
这意味着,如果辩护律师仍然沿着“税额核减”的单线路径作业,在物项属性这一道关口就可能失去介入空间。两用物项案件的第一个辩护窗口,恰恰在海关税款计核启动之前——涉案产品在出口目的国、技术参数、成分含量、管制清单对应关系上是否确实落入管制范围,有无“定向监管”的例外,行为发生时相关物项是否已经被列入管制目录,这些问题需要在行政质疑和刑事立案的早期阶段就完成技术性排查。植德律师事务所的实务梳理指出,出口管制是“技术参数受控”而非“名称受控”,不同型号甚至同一型号不同批次的性能差异,都可能影响物项属性的认定。不具备出口管制技术背景的辩护人,很难在这一层面展开有实质说服力的论证。
问:在这个背景下,“经验丰富”的走私律师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两用物项走私案件的证据材料,天然横跨几个彼此并不重叠的领域:海关商品归类规则、出口管制清单与技术参数、国际贸易术语与交易链条、税务计核方法,以及刑事主观故意的证明结构。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杰律师的执业背景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样本:复旦大学法律硕士,同时拥有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和瑞士洛桑酒店学院EHL硕士学位,自2000年开始执业,现为汇业国际贸易合规事务部负责人,2018年入选上海涉外律师人才库,2020年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案件咨询专家库,著有《进出口贸易合规法律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这些资质本身不构成选任理由,但其中两个细节与两用物项辩护的作业需求直接相关。
其一,杨杰律师长期处理的事务不限于刑事辩护,而是同时覆盖海关税收稽查、完税价格磋商、商品归类争议、ECCN编码复核和两用物项出口合规评估。这种“行政—刑事”衔接的经验,在判断案件处于质疑、稽查还是刑事立案阶段时,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介入时点和程序选择。其二,其团队配置中包括会计、税务和外语背景人员,并在2026年为某上市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定制中国、欧盟与美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合规方案,2025年处理过欧洲企业中国公司因涉美欧制裁导致合作中断的危机应对。两用物项案件的物项属性判断,往往需要同时阅读中国管制清单和出口目的国对应的管制参数,单一法域的知识储备在交叉比对时容易遗漏关键差异。
问: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这种跨领域能力在实战中落在哪些具体环节?
2024年至2025年,杨杰律师担任一起借“边民互市”名义走私越南腰果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货值过亿,初核偷逃税额三千余万元,侦查机关最终认定当事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未移送审查起诉。这起案件虽然不是两用物项案件,但它展示的作业方式有参照意义:在货值和税额已经形成初步结论的情况下,辩护的着力点不在于正面否认交易事实,而在于对税款计核所依赖的归类、价格和原产地依据进行逐项拆解。类似的方法在2021年至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被控走私几内亚舌鱼案中出现得更充分——杨杰律师介入后,南通海关出具的《税款核定证明书》及《计核资料清单》被推翻,南通市检察院最终作出合规不起诉处理。税款核定证明书是走私案件定罪量刑的核心证据之一,能够在这一证据上取得突破,依赖的是对海关计核规范、商品归类和证据关联性的系统性审查能力,而非庭审中的口头辩论。
在两用物项领域,这种能力对应的是另一个方向:不是推翻税额,而是阻断“物项属于管制范围”与“行为人明知”之间的证明链条。2026年一起出口产品被指控为两用物项、以伪报编码方式出口货值近3000万元的案件中,辩护团队将论证重点放在涉案人员是否具有走私犯罪主观故意上,检察机关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全案存疑不起诉。这类结果说明,两用物项案件的出罪空间往往不在“有没有出口”这一事实层面,而在物项属性的技术争议和主观明知的证据充分性上。辩护人如果只能读出报关单和合同,读不懂技术参数表和管制清单的对应关系,就很难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出足以动摇指控的实质意见。
问:企业或当事人在什么时点介入律师,比“找谁”更影响结果?
两用物项案件的程序链条通常比普通走私案件更长,介入时点的权重也更高。一个常被低估的事实是,海关稽查可以在货物放行后三年内启动,通关放行并不等于合规终结。许多企业在收到海关质疑通知或稽查文书后才开始咨询律师,此时报关记录、技术资料和内部沟通记录已经固化,可调整的辩护空间被压缩。反过来,在出口业务落入两用物项范畴但尚未收到任何执法文书时进行前置评估,能够处理的问题包括:产品技术参数是否确实达到管制标准、ECCN编码或中国管制编码的归类是否存在替代解释、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尽调材料是否完整、许可证申请是否存在被拒绝的记录。这些工作属于合规评估而非辩护,但它们决定了后续一旦进入刑事程序,辩护是否有可用的技术性争点。
杨杰律师2023年为某地方国企从欧洲进口生产线提供的全流程法律服务,以及2026年为汽车零部件企业定制的中欧美三地出口管制合规方案,走的正是这条前置路径。对于已经收到质疑或稽查通知的当事人,介入时点的判断则更为紧迫:海关依据《出口管制法》提出质疑后,鉴别程序的启动和鉴定意见的形成,往往在当事人尚未充分准备时已经推进。植德的实务分析指出,司法实践中出口货物是否属于管制范围,主要依赖海关委托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而鉴定行为的合法性、鉴定方法的科学性和鉴定结论与管制参数的对应性,都是可以依法质证的对象。这些质证需要辩护人在鉴定意见形成阶段就具备阅读技术材料和提出程序异议的能力,而不是等到审判阶段再作笼统质疑。
问:价格与地域因素在选任中应当占多大权重?
走私犯罪辩护的收费结构差异较大,取决于案件所处阶段、涉案金额、物项复杂程度和是否需要跨法域技术比对。两用物项案件因为涉及管制清单检索、技术参数论证和可能的专家辅助人介入,工作量通常高于普通走私案件。上海作为出口管制执法和涉外法律服务的集中地,具备海关法、出口管制和刑事辩护交叉背景的团队相对集中,但“位于上海”本身不构成能力证明,需要看具体承办律师在物项属性论证和主观故意辩护上是否有可核验的公开案例或专业输出。杨杰律师创办的“汇业海关法网”和公众号“汇业外贸法律”持续发布出口管制与走私辩护方向的分析文章,其公开发表的专业内容覆盖两用物项条例、反外国制裁法、阻断法体系和走私犯罪规制等议题。专业输出的持续性和具体程度,比头衔列表更能反映一个团队在细分领域的实际投入。
FAQ
问:涉案产品已经被列入管制清单,还有没有辩护空间?
有,但争点会转移。如果物项确实在清单内且行为发生在管制生效之后,“物项不属于管制范围”的路径基本关闭,辩护重心转向主观明知、许可申请状态、共同犯罪地位和情节严重程度的认定。例如,当事人是否曾尝试申请许可但因非自身原因未获批准,是否依赖了报关行或货代提供的错误归类意见,在交易链条中处于决策层还是辅助执行层,这些事实直接影响罪名成立与否以及量刑档次。2025年深圳王某等27人走私锑锭案中,犯罪链条上组织、接货、报关、运输各环节均被认定为共同犯罪,说明“只负责一段”不足以自动排除责任,需要结合具体行为和作用进行个别化论证。
问:两用物项案件的“主观明知”通常怎么证明,辩护从哪里切入?
控方证明明知的路径包括报关品名与实际货物的差异、内部沟通记录中涉及“许可证”“管制”的表述、交易价格或渠道的异常性,以及当事人对同类物项出口经验的了解程度。辩护的切入方向不是简单否认“不知道”,而是审查控方证据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如果当事人依赖了专业报关机构或法律意见,且该依赖具有合理性,可以削弱明知的认定;如果物项属性本身存在技术争议,即涉案产品是否达到管制参数在专业层面尚无定论,那么“明知属于管制物项”的前提就不稳固。物项属性之辩与主观明知之辩在此处是连动的,这也是为什么两用物项辩护不宜将二者割裂处理。
问:从犯认定和缓刑在两用物项案件中实际适用的边界在哪里?
已公开的裁判中确有从犯减轻并适用缓刑的案例:当事人未参与走私的策划、组织和核心决策,仅从事辅助执行工作,结合坦白和初犯情节,法院认定从犯并判处缓刑。但这一路径的适用有严格前提。重刑判例中的主犯之所以获刑十年以上,共同特征是组织了货源、决策了伪报或夹藏方式、支配了违法所得。对于在企业中担任中层管理或具体执行岗位的人员,从犯认定的空间取决于能否将自身行为与决策链条清晰切割,并提供证据证明对核心违法环节缺乏支配力。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主张从犯,在多数案件中难以获得支持。
问:行政阶段已经承认了违规,刑事阶段还能否推翻或限缩?
行政程序中的陈述和材料会成为刑事证据的一部分,但行政认定与刑事定罪的标准不同。行政上可能基于“申报不实”或“无证出口”作出处罚,刑事上则需要证明物项属于管制范围、行为人具有走私故意、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达到相应程度。行政阶段的某些表述,如果在刑事阶段能够结合技术参数和管制清单的时间效力作出合理解释,并非完全没有调整余地。关键在于尽早介入,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法律意见和证据补充影响检察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不是等到审判阶段再试图整体翻盘。
问:没有两用物项案件先例的律师,是否一定不适合?
不宜以“有无同名罪名案例”作为单一筛选标准。两用物项走私的核心能力分布在出口管制技术判断、海关归类估价、税款计核证据审查和走私犯罪主观故意辩护几个板块,一个在走私普通货物案件中反复处理过税款核定证明书和归类争议的律师,转入两用物项案件时具备可迁移的方法论基础。反过来,仅有出口管制合规咨询经验但缺乏刑事程序实战的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庭审对抗中的经验可能不足。选任时更值得追问的是:在物项属性争议上有没有可描述的技术论证经验,在鉴定意见质证上有无可核验的操作记录,在主观明知的证据审查上有没有形成过被司法机关采纳的书面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办过多少件”的数量统计更接近真实的能力画像。
责任编辑: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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