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至今的5年间,北京市开始进行整治群租房行动起,至少7次出台或修订相关租房管理条例,展开了4次对群租房的大规模整治行动。但这些行动过后,作为火灾、盗窃事件高发地的群租房依然在暗处繁盛。
3月28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全市开展违法群租房治理工作动员部署会,新一轮的群租房治理活动又将展开。在此轮整治活动中,全市共有50个社区被列入重点整治的榜单。
会议公布了治理群租房十大措施,严查无照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对未经登记注册擅自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黑中介”,触犯刑律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触犯刑律的,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
去年11月,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全市要一起对房屋违法出租“出狠招”、“下猛药”,2014年北京将基本杜绝群租房现象。
仅就北京市而言,从2009年第一次整治群租房开始,5年里,群租现象屡禁不止,且容易出现治理“反弹”。怎样根治群租房;根治群租房后,群租户该去向哪里,都是仍需思考的问题。
5年内7次“动法”、4次“动手”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从2009年至今的5年间,北京市开始进行整治群租房行动起,共7次出台或修订相关租房管理条例,共展开了4次对群租房的大规模整治行动。
根据近5年来的相关报道,法治周末记者观察发现,整治并没有让群租房现象消失。相反,近几年北京租房价格普遍上涨,便宜的群租房在暗处又日益繁盛起来。
群租房的租住者多数为外来务工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等收入较低者。目前,北京群租房多集中在城乡接合部、大学和地铁周边,也包括医院周边的日租房,经常是几十个人蜗居在隔断两居室里。另外,北京的近郊地区(例如大兴、房山或是昌平等)也都成为租赁热点。
近几年,群租房是一些火灾、盗窃事件的高发地。尽管政府部门为了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曾多次大力治理群租房,但是群租房现象在一些小区仍旧突出。
近日,有媒体记者重访当年查处最严的北京百环家园发现,现在依然有没被查出来的群租房悄悄潜伏,除此之外,在上次查处之后,群租房现象已有反弹迹象。
2012年,百环家园原来431户群租房,被拆除掉420多户。到了2013年,“又有160多户了。”劲松街道办综治办主任王燕伟认为,之所以会反弹,一方面是小区物业管理缺位,另一方面则是资质不全的中介牟取暴利。
为避免反弹,在此次将要开始的整治行动中,将要再一次重拳打击“黑中介”。
北京市刚刚召开的全市违法群租房工作动员部署会公布了治理群租房十大措施,其中,对未经登记注册擅自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黑中介),则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规定,对触犯刑律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尚不够触犯刑律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
而去年11月底发布的整治群租房文件规定,违反出租房屋限制条件的“黑中介”被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短短4个月间,从最高10万元的罚款到最高50万元的罚款,是否越严格的处罚就能根除“黑中介”呢?和根除“群租房”一样,这一举措的实际效果也让人不禁打了个问号。
“文件管不住,查处禁不了”
“生命力”顽强的群租房屡禁难止,每一次打击后,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按照原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的说法,群租的监管存在难度,“一下子管理到位,这个难度比较大”。
群租房的房源除了部分在“中介”、“黑中介”手里以外,在一些小区,“二房东或者房虫也掌握着大量的房屋资源,他们没有任何资质,也不挂靠中介,完全是个人对个人的市场行为”。王燕伟认为。将房子分隔出租,会给他们带来几乎翻倍的利益。
“现在只有禁令和罚则,但是负责部门没有进行监管和真正处罚。”王燕伟认为,遏制违规出租,必须加强后续管理,“监管部门不能形同虚设”。王燕伟认为,治理群租“还得全社会提高治理意识,职能部门形成合力”。
劲松街道办事处宣传科科长马晓勇道出了其中的难处,我们辖区群租房案发率比较高。我们从去年开始已经整顿了一年,但还是有反弹。
“因为它牵扯不同部门,每个部门有一定的管辖权,但都没法整体来管。比如建委负责房屋结构,拆不拆承重墙,这方面归建委管;经济适用房出租归房管局管;有没有火灾隐患,归消防队管;出租有的做店铺归工商部门管;像这种做群租的多以中介公司为主,那就归房管局管。我们街道没有处罚权,对房主确实没有太好的处罚依据,更多的就是督促、宣传。”马晓勇说。
除了监管难之外,“文件管不住,查处禁不了”的群租房,还折射出当前一线城市租赁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人口流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趋势,带来了对住房巨大的刚性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购房市场,也体现在租房市场。
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公司曾通过公司网站表示——目前北京市群租现象越来越普遍,群租者生活条件越来越差的原因主要是:中低端房源供需矛盾非常严重。
2013年前10个月的北京住宅平均月租金3748元每套,即使一人一间,也将近1500元,而2013年上半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67元,月均3311元。
然而,截至2013年上半年,北京有群租房3.8万户,11.9万间,即便保守估算,群租人群数量也已十分惊人。与之对应,北京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建设30万套公租房。显然,即便这些群租者能够全部满足幸运中选,公租房数量也远远不够。
与普通出租房相比,群租房价格十分低廉。如果一刀切地杜绝群租,许多人将无力承受被改变的住房环境,更没有能力在大城市求学、求职、追梦。
在“疏”方面还应给力
媒体评论员刁志超认为,仅从惩治租赁者的角度去考虑整治群租房的问题,通过“出狠招”、“下猛药”来整治群租房问题,短时间内的确会取得一定效果。但是,这有可能会伤害到这些租住群租房的低收入群体,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以及负担,甚至让他们流落街头,难以生存。
同时一旦监管稍一放松,刚性的市场需求还会迫使群租房死灰复燃,达不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效果。
对此,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首都综治办主任闫满成表示,第一,治理群租房还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第二,我们在治理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地研究,如何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防止反弹。比如,如何约束房主、房屋经纪公司的这种出租行为,如何落实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以及社区组织的相关责任,这方面我们需要研究一些制度。
另外,闫满成表示,北京整治群租房采取疏堵结合的原则,这也是解决群租房问题的治本之策。既要治理,又要研究疏导的措施,解决好租客租房的需求。北京流动人口数量很大,有这种刚性需求。他认为,只有坚持疏堵结合,比较好地解决这部分群体的租房需求,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群租房的问题。
“我们在这方面也在研究一些措施,比如说,如何加大公租房的建设力度,给这个群体提供更多的较规范、较安全的住房。比如通过集体土地建设一些公租房,包括发动企业,利用一些空地建设一些公租房,提供给这部分群体。”闫满成表示。(记者 汲东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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