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金
（1.纪检监察心理与行为四川省哲社重点实验室(四川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2.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纪检监察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3.成都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法理层面：廉洁意识作为底线意识的法律本质阐释
（一）法律规范的底线定位：廉洁义务的法定化逻辑
在法治框架内，法律借哈特所称的“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耦合机制，为社会行为划出不可触碰的底线；廉洁意识的首要含义，便是对这一底线的自觉认知与严格遵循。从法理视角观察，廉洁义务被写入法条并非简单增设规则，而是德沃金强调的“法律原则与道德价值融贯转化”的体现——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公民道德建设，其中“公正、诚信、法治”的表述既是道德价值的提炼，也为廉洁义务提供了宪法层面的根本价值指引，使廉洁意识的培育获得明确的规范依据。
在部门法层面，《刑法》第385条受贿罪、第389条行贿罪等条款划定了腐败行为的禁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进一步把“学生干部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纳入惩戒范围，将廉洁义务带进高校，形成“国家法—校规”的双重防线。典型案例中，一名学生会干部手握社团经费审批的“微权力”，收受同学财物并违规放款，既触碰校规的廉洁红线，又因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可能被《刑法》第271条职务侵占罪追责。该案揭示，大学生的廉洁义务已不只是道德号召，而是“法律底线不可突破”的刚性命令；其养成过程实为“法律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转化，唯有通过系统的法律知识输入，才能让“不碰廉洁红线”沉淀为稳定的认知结构。
（二）权利义务的廉洁内涵：底线意识的法理建构基础
现代法治的核心命题是“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而廉洁意识正是大学生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价值基石。从权利行使维度看，大学生在校园场域中享有的“平等参与权”（如学生干部竞选、奖学金评定）、“学术研究权”（如论文发表、课题申报），均以“廉洁”为边界——若学生通过贿赂、拉票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干部职位，实则侵犯了其他同学的“平等竞争权”，违反《高等教育法》第5条“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若在学术研究中抄袭、剽窃（即学术不端行为），则违背《学位条例》第7条“学位申请人应遵守学术规范”的义务，本质上是对“学术共同体信赖保护”法理原则的破坏
某“985”高校研究生为达到学位论文发表要求，直接抄袭他人已刊于核心期刊的论文并署己名发表。导师举报后，学校援引《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第九条，撤销其学位申请资格，并将失信记录纳入学术诚信档案。该事件提示：大学生行使权利须以廉洁义务为前提；“程序正义”与“诚实守信”不仅是道德准则，更是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培育廉洁观，应引导学生从单纯“权利本位”转向“权利—义务”平衡视角，使其体认“无廉洁即无正当权利”的法理逻辑，从而为底线意识奠定规范根基。
（三）法治社会的主体要件：廉洁意识的现代性价值证成
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地，离不开卢曼在《社会系统》中强调的“公民法治能力”的整体跃升，而廉洁品格正是这一能力的内核。横向比较可见，新加坡《防止贪污法》把廉洁教育写进国民教育体系，香港《廉政公署条例》则专设“社区关系处”面向青少年持续施教；两地经验共同指向同一结论：廉洁意识的养成必须抢在青年阶段，因为这一时期正是“公民法治认同”成型的窗口期。
对大学生而言，廉洁意识的现代价值可从两条主线理解。第一，它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落到日常。奖学金、荣誉称号等校园事务一旦掺杂人情或特权，规则便形同虚设；廉洁意识恰好切断这种“关系思维”，让同一条标准平等地丈量所有学生。某高校在评定国家奖学金时，把“标准公示—个人申报—班级评议—学院审核”全程摊开，学生亲眼看到“规则没有例外”，廉洁观念由此被体验而非被说教。第二，它提前为未来的社会治理角色打底。无论日后成为公务员、企业管理者还是学者，这批人都是法治中国的中坚；他们的廉洁底色直接决定法治成色。《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培养具备法治素养的现代公民”，廉洁意识正是这一素养的核心构件，也是他们日后守住法律底线的认知起点。
二、教育层面：廉洁意识培育作为底线意识建构的核心路径
（一）认知建构：法理教育与价值认同的双向耦合
皮亚杰将大学生归入“形式运算阶段”，抽象逻辑思维已成熟，其廉洁认知应沿“法理阐释—价值内化”的轨迹生成，教育体系需同步嵌入法律知识与廉洁价值，形成双维支撑。
法学课程应把“廉政法规体系化解读”置于核心：讲授《监察法》时，除梳理监察机关职责与覆盖范围，还需揭示“教育、监督、惩处”并重的法理逻辑，引导学生追问公职人员为何必须廉洁——可借某省监委查处的“高校基建处负责人受贿案”，说明廉洁义务对维系公共权力公信的决定性意义，使其体会廉洁并非私人德性，而是权力合法性的制度底座。在《法律职业伦理》课堂，可提前嵌入律师廉洁执业规范与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把未来职业场景的廉洁要求融入专业教学，实现知识传授与廉洁教育的同步对接。
通识教育可设置“法治中国与廉洁文化”专题课，以“案例—法理”为分析框架：先抛出“高校科研经费腐败”实例，再对照《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梳理学术腐败的规制逻辑，具体拆解经费报销必须真实、项目成果必须原创等“廉洁义务”，让学生把“学术廉洁”直接对应到法律底线。课程的关键在于，用法理讲清“廉洁为何是法定义务”，用价值讨论让学生认可“廉洁为何也是个人追求”，最终把法律认知与价值认同扣在一起。
（二）情感认同：从规则敬畏到价值内化的心理转化
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道德判断的根基在于道德情感；同理，大学生廉洁观念的确立也离不开情感教育的推动，促使其完成由“被动守规”到“主动守底”的心理跃迁，而这一跃迁遵循“情境共情—情感共振—价值内化”的逐级深化路径。
旁听庭审能迅速唤起对规则的敬畏。高校可与属地法院合作，安排学生观摩贪污、受贿或职务侵占等案件。控辩交锋、被告人的当庭忏悔、法官的释法说理，共同把腐败的法律代价推到学生眼前——某校组织学生旁听县教育局原局长受贿案后，有学生说：‘看到他因一念之差丢了工作、毁了家庭，才明白法律底线不是口号。’这种沉浸场景把廉洁条文转化为心理警钟，让敬畏感自然生发。
廉政教育基地与校园廉洁文化建设把重心放在唤起情感共鸣。基地用“历史廉洁人物事迹展”呈现包拯、海瑞的法治故事，用“现代腐败案例警示展”剖析高校腐败个案，实物与多媒体交织，营造直击内心的情境；校园则可举办“廉洁文化节”，借“廉洁主题话剧”“法律职业伦理故事会”等活动讲述焦裕禄、孔繁森等当代楷模的清廉人生。这些鲜活的廉洁符号触发学生情感共振，让“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判断悄然沉淀为心理认同。
遵循教育规律，情感认同把认知与行为系在一起：学生若对廉洁规则心怀敬畏、对廉洁价值心生向往，底线意识就不再是外部强加的束缚，而会转化为内在的心理需求。
（三）行为养成：教育场景中的底线意识实践训练
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理性视为美德的核心，强调美德不仅是认知，更是日复一日的行动习惯；要让廉洁观念在大学生心里扎根，就得把它落到具体行为上，通过“模拟情境演练”与“日常行为规范”并行的方式，把廉洁意识细化为可执行、可检验的行为准则。
学生事务管理应把“程序正义”摆到明面上：奖助学金先公开标准，再接受个人申报，经民主评议后公示结果，学生若对名单有异议可随时提请复核；学生干部选举必须差额候选、无记名投票，严禁拉票贿选。某高校选学生会主席时，让候选人公开演讲、现场答辩，随后匿名投票、当场计票，全程向学生直播，大家一边参与一边体会“规则公平”的重量，久而久之把“按规矩来”当成自然选择。这种把廉洁教育嵌进日常事务的做法，核心就是让学生亲手操作规则，在实践中把条文内化为行动坐标。
实践教学环节可借鉴兰德尔《判例教学法》倡导的“临床法学教育”思路，围绕廉洁主题设计情境：模拟法庭可择取“企业合规审查中的廉洁风险防控”或“校园社团经费滥用纠纷”等案例，由学生分任法官、律师、当事人，梳理案件所涉廉洁义务与法律责任；法律诊所则让学生介入“消费者投诉中的商业贿赂”或“社区居民反映的基层干部廉洁问题”等真实案件，在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训练其将廉洁规范转化为具体解决方案的能力。
日常规范也在悄悄发挥作用：宿舍管理里提倡“节约资源、反对浪费”，学术活动中提醒“引用规范、拒绝抄袭”，这些看似琐碎的要求把廉洁观念揉进生活细节，久而久之便沉淀为“廉洁即习惯”的自觉。
三、实践路径：多维协同机制下的廉洁意识落地策略
（一）制度保障：构建 “教育 — 管理 — 监督” 一体化体系
制度主义理论指出，‘稳定的制度是行为养成的保障’；要让廉洁意识在大学生群体中真正扎根，必须把教育、管理与监督整合为连贯的制度链，使廉洁标准贯穿学生培养的全过程。
教育制度层面应补齐“廉洁教育课程体系”：法学专业培养方案须嵌入“廉政法学”必修模块，系统讲解《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科研诚信管理办法》等法规；非法学专业则把廉洁内容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增设“校园廉洁规则”“职业廉洁伦理”等专题。同步编写《大学生廉洁教育读本》，用高校真实案例阐释廉洁法理，保证教育既聚焦又成体系。
管理制度层面应同步建立“大学生廉洁行为档案”，把学术诚信、学生工作、日常行为等关键表现逐条归档：是否抄袭作弊、有无滥用职权、能否恪守廉洁规范，均成为奖学金评定、入党推优和就业推荐的直接依据。若出现学术不端，档案须载明处理结果，并在规定期限内剥夺其评优资格；对主动举报违规或始终严守规则的学生，则给予专门表彰。通过这一档案化手段，廉洁将被量化成可累积的信用，激励与约束并举，形成持续而清晰的行为导向。
监督制度方面，学校应成立“校园廉洁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纪检监察干部、法学教师以及经民主选举的学生代表，负责受理学术造假、干部滥用职权等廉洁违规举报，并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条文开展调查与处置。同时，配套“举报保护机制”，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杜绝打击报复；并设“处理结果公示机制”，定期发布监督报告，公开违规处理情况，以发挥警示和教育作用。
“教育—管理—监督”一体化借助制度的刚性约束，为廉洁意识的培育营造稳定环境，使教育成果免于流于形式。
（二）文化浸润：打造法治特色的廉洁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环境会悄然塑造人的价值观；高校应借助法学学科优势，营造凸显法治的廉洁文化生态，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强化底线意识。
第一步是启动“参与式廉洁文化”系列：举办“廉政法学论坛”，请法官、检察官与纪检监察人员讲述“司法实践中的廉洁坚守”“高校廉政风险防控”；随后举行“廉洁法律文书创作大赛”，引导学生撰写“廉洁主题法律意见书”“校园廉洁规则建议稿”；再组织“廉洁法治辩论赛”，就“学术自由与学术廉洁的边界”“学生干部权力的监督路径”等议题交锋。上述环节既调动学生积极性，也让廉洁理念与法治知识真正融为一体。
其次，应打造“廉洁文化载体”。可在校园主干道旁布设“廉洁文化长廊”，展板依次呈现古今中外的清廉典范：包拯铁面无私、林肯抵制腐败等事迹，并摘录《宪法》第五条“依法治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贪污罪”等关键条文；展区旁再配留言板和触屏问答机，方便师生写下感言、即时测验。校园广播与电视台同步开设“廉洁法治讲堂”，固定时段播出案例解析与专家访谈。通过可视、可触、可听的多元呈现，让廉洁元素渗入日常场景，形成抬头可见、侧耳可闻的持续教化氛围。
最后，应借力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在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持续推送“每日一法·廉洁篇”，用简短图文解读一条廉洁法规或剖析一则校园案例；同时上线“廉洁微视频”，展示学生自编自导的“学术诚信小故事”。碎片化的呈现契合大学生的阅读节奏，把廉洁教育嵌入零散时段，既拓宽覆盖面，也强化实效。借助这种“新媒体浸润”，廉洁文化得以自然融入他们的数字生活。
（三）协同育人：构建 “学校 — 社会 — 家庭” 联动机制
协同治理理论指出，仅靠单一主体难以形成教育合力，因此高校要激活学校、社会与家庭三方资源，建立联动机制，共同培育大学生的廉洁意识。
学校与社会的协同应落在“实践教育基地”这一平台上：高校可联合当地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及国有企业，共建“大学生廉洁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参与“庭审观摩”“廉政调研”“企业合规实习”等活动。例如，与国企合作推出“企业廉洁文化体验”，让学生观察采购、招投标、财务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廉洁风险防控；与社区合作开展“廉洁普法宣传”，由学生向居民讲解反商业贿赂、基层干部廉洁监督等法律知识。借助这种社会参与式教育，学生得以走出校园，在更真实的情境中体会廉洁的社会意义。
家风与廉洁教育能否真正融合，取决于学校与家庭的持续协同。高校可在家长会、家长学校等场合反复说明廉洁教育的意义，随会发放《家庭廉洁教育指南》，提醒家长先正己身，让“诚实守信、廉洁自律”自然渗入日常对话、消费决策和人情往来。随后可发起“家庭廉洁承诺书”活动，由学生与家长共同签字，承诺“不托关系谋私利”“严守学术诚信”，把家规的柔软约束转化为廉洁意识的硬支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指出，家庭是社会规范的第一条河流，若这条河流清澈，廉洁种子便有了最稳固的土壤。
课程还应主动对接社会廉政建设需求，可安排学生参与“地方政府廉政政策调研”“高校科研诚信建设评估”等实践项目，使他们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把“廉洁即社会责任”的理念内化于心，完成从校园廉洁教育向社会廉洁行动的过渡。
结语
塑造大学生的廉洁意识是一项融合法理深度、教育温度与实践力度的系统工程。法理维度强调，通过揭示法律本质，把廉洁界定为不可逾越的底线，让学生明白“廉洁为何是法律义务”；教育维度则沿着“认知—情感—行为”三阶路径，把廉洁价值转化为自我认同，使学生理解“廉洁为何值得个人追求”；实践维度依托“制度—文化—协同”的多维机制，将规范落实为日常行动，让廉洁真正沉淀为稳定的行为习惯。
当廉洁意识化作大学生抵御诱惑、守护底线的内在规范，他们便能在校园内自觉遵规，并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笃行法治；这一双重契合既回应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对“高素质法治人才”的期待，也契合民族复兴对“青年道德素养”的呼唤。由此，高校方能持续向社会输出“专业能力与廉洁品格兼备”的现代公民，为法治中国夯实人才根基。
本文系纪检监察心理与行为四川省哲社重点实验室(四川师范大学)2025年度项目资助(SJX250105)、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纪检监察研究中心、四川纪检监察学会高校分会2024年度项目资助（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研究（SCJ240306））研究阶段性成果。
